没有勇气的人,不敢读韩松

新华社对外部的新闻信息发稿中心是一座白色大厅。国际、政经、体育、文化新闻在Led屏上实时滚动,日期、钟点、序号,一切都在跳动闪烁,汇成信息的河流。人们打字、走动...


新华社对外部的新闻信息发稿中心是一座白色大厅。

国际、政经、体育、文化新闻在Led屏上实时滚动,日期、钟点、序号,一切都在跳动闪烁,汇成信息的河流。

人们打字、走动、轻声交谈,似乎变成液态,时间的流速在他们身上不一样。

“这里24小时不休息。”韩松说。

这位对外部副主任穿深绿外套,夹着笔记本,走路无声,在银色电梯里上下穿梭,越过人流,像一只静音的影子,与同事照面,“来了啊”“谢谢”“去开会”“嗯,这次不搞这个”,每次只吐几个字。

他的诗集里有这么一句:

“你神色慌张地潜入地铁,穿廉价夹克衫和牛仔裤,一个革质挎包是你永恒的装束。里面胡乱塞着,一叠稿纸,两支圆珠笔,三包头痛粉和一本《新华文摘》。”

仿佛是一幅自画像。

△ 韩松在办公室(摄影:船长)

01 观察者

韩松是一个科幻作家,不过首先,他是一个记者。

27年前,韩松第一次去新华社对外部报道。“刚工作的时候,他很不想当记者的,因为害怕跟人讲话,每次出去采访都很不情愿。”前同事小姬说。

有人问韩松:你最想要的超能力是什么?他说,隐形。

所幸,当记者需要隐形——闭嘴,观察,尽一切可能记录,记录时间、地点、人物、风景、动作、话语、表情、细节、气味、质地、颜色。

他们将自己屏蔽在世界之外,不轻易批评或赞美,但该说话的时候,一针见血,像韩松本人的反差感:笑容羞涩,文字锋利。

刘慈欣有一次形容:像是皮肤被利刃划了一道。

韩松用A4纸和电脑记录,他不用录音笔,27年来,“记了上百万字吧,都存在电脑里。”

任何一个场合,如果角落里有个人安安静静,戴棒球帽,埋头狂写,那很可能就是韩松。

还有相机,他几乎从不离手——有时用卡片机,有时用手机,即使在文学奖的典礼红毯上,记者拍他,他就拍记者,还有猫、鸽子、船,什么都拍,每一张照片都有日期。

所有这些材料,构成了他科幻小说的素材来源。

他的科幻有种新闻感:时间、人物、地点清晰,写着宇宙,却突然蹦出“陆家嘴”“建国门”“观音像”这样的词。

字里行间,高楼迭起,时空巨变,从市井流窜到未来,仿佛一个新华社记者,正猫在宇宙之上静静观察。

“越是虚构的,越要写得很逼真,就像新闻纪录一样。科幻骨子里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问题,需要像记者一样观察,思考。”韩松顿了顿,补上一句,“你可以关在宅子里写,但有机会,还是要出去走走。”

观察,新闻工作者的基本武器——要比别人看得更多、更细,这到底有多少用在了科幻里,韩松也不太清楚。

1965年,韩松出生在重庆,长江穿城而过。“水会跳跃,会动,有生命感,也有死亡的感受,像洪水。它们汇在一起,跟山和平原的感觉都不一样。水让你幻想”。

2002年,他完成了代表性长篇《红色海洋》,描写人类潜入水底,生活在腥红的未来水世界。

同年,他去三峡,看了看之后将会永远沉入水下的橘树、青砖、陶罐和古城墙。

△ 重庆珊瑚坝,长江在这里流过(摄影:巽)

1982年,韩松上高中,老师布置作业:每周交一篇作文。他写下自己在铁轨上看到尸骸的经历,得了高分(这篇作文《死尸》收录在杂文集《我一次次为什么活着》里)。

2008年,汶川地震,他在新华社大楼里和编辑们通宵发稿,报道学校倒塌、学生遇难。

两年后,他的《再生砖》获奖,讲建筑师用地震灾区的废墟和麦秸制造新型砖头,砖里因裹挟了死者灵魂,风靡世界。

1996年,他去美国做访问学者,跟穆斯林社区谈话,看到他们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憎恨,“爬上世贸中心的时候,强烈的感受就是:这地方不可能持久”。

那一年,他开始写《火星照耀美国》,想象2066年美国衰落、中国崛起,一名围棋少年前去参加世界锦标赛,目睹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倒塌。

2001年,飞机撞向世贸双子塔,《洛杉矶时报》写道:韩松预言了九一一事件。

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似乎暗地里都有联系。“后来想,这可能是记者敏锐的观察吧。”

△ 《红色海洋》新版书封

02 我的祖国不做梦

中国就是科幻。

这是韩松说过最多的话。

这句话,是他旅行总结出来的——熟悉韩松的人会知道,他几乎总是在移动,在新华社3楼到15楼的电梯里,在去机场的路上,在去极地的船上,在夜色与黎明之间。

办公室的书山里散落着成都到北京的机票,过期的《纽约客》杂志,外地论坛的嘉宾证,俄罗斯套娃,新西兰蜂蜜,墙上是全彩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都是旅行的痕迹。

《南方人物周刊》形容:“记者韩松的经历密度远远超出常人。他见过灾难和死生,近距离接触到全世界聚光灯下和隐秘角落的人。”

钱钟书葬礼、海南中美撞机地、挪威峡湾、北极、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海世博会......他的随笔,几乎是本游记。

转了一圈之后,他发现,中国人不做梦。

“我去过很多贫困地方,看到当地人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北京郊区有个农民做小提琴,他本来是种地的,为了糊口,居然把琴卖到了世界各地。我的感受就是,中国人真穷啊。”

13年,韩松去河北涞源一座希望小学上课,讲《小灵通漫游未来》《海底两万里》《侏罗纪公园》,可是孩子们打着呵欠,不感兴趣,他很崩溃,觉得自己没讲好。

“很穷,离北京200公里的地方,小孩每天吃两顿饭。雾霾也是这里产生的。人们没听说过科幻。要生存,要摆脱,不能光种地,所以一个县里建了4000家工厂,都不是高科技,因为当地有任务啊,招商引资......各种跟一线城市不一样的观念。县城里有县城的活法。”

多灾多难,一无所有的地方,几乎不可能产生科幻。

然而,生活苦难,却是丰韵的沃土。

有一次,他路过娘子关,刘慈欣创作《三体》的地方,看着运煤货车隆隆驶过,突然明白:“幻想生发于贫瘠,创痛和追赶。”

“中国最了不起的科幻都是在3、4线城市爆发出来的。刘慈欣在阳泉,王晋康在南阳,何夕在自贡。一无所有的时候才能想象。”

包括韩松自己。

川渝,北京,上海,韩松经常在这几个地方之间移动——重庆是故乡,北京是现居地,上海呢,他经常去那儿开会,参加论坛、文学节。

在这条路线上,透过高铁车窗,他看到了中国的变化,速度,以及科幻诞生的可能。

“改革开放40年来,音乐、电视、电影、洗头、洗脚、歌厅、夜总会、赌场成为娱乐,总结一下,就是好脏,好乱,好快活,这在国外都没有的。”韩松坐在椅子上沉思,“明星成了追逐对象,我很理解范冰冰为何获得国家精神创造者成就奖。这代人的精神世界,很大程度是被偶像影响出来的,非常厉害,这是7、80年代科幻没有写到的。改革开放解放了人性,整个中国人的欲望被解放出来。”

“速度”也令他眩晕。

14年,贵州黎平县,侗族村落的水田里竖起了腾讯的标志牌,韩松跟随腾讯公益的“筑梦新乡村”项目去了那里,看到村民杀鸡宰羊,庆祝互联网开通;16年,他还去了“天眼”FAST竣工现场,拍下附近小镇的客运站——当年望远镜考察选址时,那有些人家还没通电。

“科幻的很多来源,就是速度的变化。速度到了极限,一切都会变化。中国人因为速度的变化,导致了思维方式的变化。”他说。

一个巨大的、跟西方作斗争的经济体,生发出一种不同的趣味,这就是科幻,一种不同于《星球大战》的科幻。

“《三体》把一切存在都拍到了二维里。每过一段时间,中国好像就会遭遇这么一次二向箔打击”,然而,“生活再苦,打一圈麻将也就对付过去了。”

韩松把这些全部记下来,变成小说、随笔——

《冷战与信使》里,女人毕生等待从事“保密工作”的恋人;

《再生砖》里,农民在震后废墟上顽强活着;

《我一次次为什么活着》里,有无数被时代推至浪尖的小人物;

博客里都是这样的句子:

“送餐人在夜色中戴着闪亮头盔穿着反光制服骑着钢铁怪兽的形象就跟外星人一样。”

“沿途皆是运货大车......如史前巨兽纷纷奔过。”

典型的“韩松式观察”。

“中国人发展出了一套面对苦难的办法。我们用黑色幽默面对一切。”

他们不看科幻,因为他们就是科幻本身。

这一切,韩松说,让我死气沉沉的灵魂好像重新活了过来。

△ 乡村日常(摄影:巽)

今年,韩松去了两次丹寨,万达在那儿建了扶贫小镇,未来事务管理局邀请国内、外科幻作家过去采风,写作。

同行的美国、澳洲作家很好奇,因为这座中国黔东南的山村,和她们想象的“贫穷”不一样。

她们问了韩松很多问题,包括:为什么这里嫁女孩,大家不是高兴而是伤感?蚩尤是一个是失败者,你们为什么要纪念他?

科幻跟扶贫能产生什么关系?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这么穷的地方,不同国籍的科幻作家一起种茶树,这样的事情,太阳系里也没有过。”

进入排佐村,大巴要走1个钟头盘山路,晕得人想吐。韩松生病了,昏昏沉沉坐着,看斜拉索大桥从雾中冒出来。

“我也想像这里是一个很穷的地方,结果不是。它就像是凭空的仙境,不是电影布景,更像艺术双年展里的东西。这让我想到刘家琨的‘再生砖’,用经济、技术、艺术和政治的结合来重新抵抗当地的苦难。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那,那些穷人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然后就想要走出去,就像我们想去月球背面一样。”

03 永远忧心忡忡

1818年,玛丽·雪莱写下《弗兰肯斯坦》,1949年,奥威尔写下《1984》,他们抑郁地探求未来,忧心忡忡。

1864年,凡尔纳写下《地心游记》,1964年,克拉克写下《2001:太空漫游》,讲的是不顾一切的远行。

“科幻是诞生于旅行的文学。《弗兰肯斯坦》是,凡尔纳也是,《2001:太空漫游》也是。人从大海到陆地,进化成古猿,旅行中的遇到的问题,就是科幻的本质。”

过了一会,他添一句:“科幻也是给人勇气的文学。一个飞船,独自飞到太空去,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每一步都是未知。”

这些科幻自诞生之初的气质,韩松的文字里都能找到,但他走得更远。

很多人说,韩松写的东西阴郁、鬼魅,其实他写的是某种国民性:

人们在无数种或好或坏的未来里,拼命活着,用各种方式化解、包容、重构苦难,不管是打麻将,吃火锅,还是一边种地一边做小提琴。

西方科幻少有这种风景。

△ 金沙江(摄影:巽)

这两年,对中国科幻感兴趣的人突然多了起来。

雨果奖连续两次颁给中国作家;世界科幻大会上,你会遇到戴礼帽的芬兰人递来名片,上面用汉字印着:东亚科幻研究者;法国学者罗宇翔还发明了一套理论:中国科幻诞生于苦难。

“对我们来说,科幻是大国崛起的雄心,追求现代化的幅产品,一种痊愈过程的结晶。科幻来源于一种痛,这可能是中国科幻在世界上引起关注的更深原因。”

问他,怎么个痛法?他说,活着的痛。

“很多年轻人的作品里,都有这种痛,逃脱不了。大刘,老王,何夕,陈楸帆,江波,甚至宝树,夏笳,赵海虹,都有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冒出的一种哀伤,这不是我强加的,而是文字后面本身具有的......大部分作品都有赶超逻辑,跟我们170年来的经历有关,80、90后也摆脱不了,它表现在方方面面:个人跟上辈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对高科技的渴求,等等。他们自己不一定意识到。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能跳出来,写真正令人着迷的东西,写宇宙本身、存在本身,完全超越经验世界。年轻人的宇宙观和以前不一样了。”

上星期,韩松首次出版文集,在北京举办新书发布会。现场,他谈到这套集子对他的意义:36年的科幻写作,是一个轮回,随着今年的结束,将化为烟花消散。

△ 《韩松精选集》新书发布会现场(摄影:懋猫)

“今年死掉的人太多,好像一个时代的结束。金庸是传统农耕文明集大成的代表,他的死亡和2个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生,共同结构成了崭新的时代,刚好在科幻诞生200周年的时候。”

“没有时间了。”韩松担忧起来,“我还想写火星,战争,经济和历史小说,恐怖小说,还有好多还没有整理、修改,都放在那儿。”

早年,韩松的包里装着很多东西:手电,压缩饼干,因为他觉得末日随时会来。

“我们这代人后怕的是巨大的断裂。某些断裂会有二向箔飞过来的感觉。比如文革,当时有狂欢感,类似法国的黄马甲,大家在一起会亢奋,甚至忘掉本来的目的。现在回头看,那就是死亡......科幻作家通过书写末日,把现实中的恐惧稀释掉了。”

写科幻似乎也把韩松的恐惧稀释了。

这些年,他不再那么害怕末日,只有坐飞机的时候,会把所有文字存在硬盘里,放在桌子上,写着“小姬”收。

“我没有勇气。”韩松小声说。但正是因为害怕,生的愿望才强烈,才要一次次活着,如履薄冰地走向不确定的未来,不是么?

观察,行走,危机意识和跨越地缘和时代的视野——以上就是韩松的精神气质来源。那些丰富的经历,给他的文字注入了一种超越类型文学的气质。

“鬼魅中国的观察者”,如今,外界对他最多的评价,我倒觉得不对了。

他更像一个瞭望者,永远站在高处,带着他的手电筒,照向重重迷雾,告诉后面的人,哪里有险滩。

没有勇气的人,是不敢读韩松的。

15楼,新华社对外部办公室窗外的风景很好,采访结束时,夕阳正洒向灰霾中的城市。

△ 韩松办公室窗外(摄影:船长)

韩松领我到西边,说,光线好的时候,这边会染成金色。向外看去,一片歪歪扭扭的四合院,长安街,红墙,还有国家大剧院飞碟般的穹顶。

他有时候会站在这里,静静遥望金色光芒中,新旧交替、万物生长、魔幻又真实的人间。

明天,太阳又将照常升起。